在今日世界已经成为开放的有机整体的大背景下，西方世界体系的视野是值得我们很好关注的。在西方学者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概念中，强调了经济实力中心国与边缘国的相互关系，并建立起了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即世界由一个占据主导位置的经济中心国和若干个被主导的边缘地区所组成。在学者费兰克看来，人类史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且一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而西方18、19世纪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世界体系中“中心”位置的替换。

借用西人这些概念和理论，不妨从人口变迁的历史视角来观察世界这“中心”和“边缘”的替换规律。事实上，有关人类历史兴衰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多一项人口学的解读也不为过。在世界人口变迁史上存在着人口转变和人口“兴衰”替换规律，而人口这些变化规律又与大国实力兴衰紧密相连，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关系背后无不存在着人口变迁的影子。我们不妨就看工业革命1750年以降500年的人口历史、现实以及变化趋势吧。

之所以一直没有充分重视到人口转变及替换规律对大国兴衰影响的作用，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在人类人口史上，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中皆属于相对“惰性”的变量，处于“休眠”期，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成为“活跃”的变量，并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也是为何观察人口兴衰史以1750年为界的缘故；其二，就世界整体而言，自西方率先开始人口转变以来，世界各国人口转变有先后之分，存在着后浪推前浪，此起彼伏的人口兴衰替换过程。无论是人口转变，还是人口兴衰替换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才能完全呈现；其三，人类对于上述人口这种变化规律及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观察，人类人口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当属工业革命以后发轫于西方国家的人口变迁，这种变迁完全改变了人类漫长历史中人口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水平上的“高位波动平衡”状态，第一次迈向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水平上的“低位波动平衡”。人口这种变化称之为“人口转变”。在这个由一种稳定状态转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程中，人口发生了这样几个阶段的变化：首先，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年轻化；然后，人口进入稳定增长、人口成年化；再次，人口惯性增长、人口老龄化；最后，人口规模与结构重新回到了“低位波动平衡”状态。第一阶段，是人口实力积累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人口“能量”爆发的过程；第三阶段是人口实力趋于稳定或衰落的过程。

1750年以后500年是世界人口急剧变化的500年，这种急剧变化在人类上百万年的历史上仅仅是短短一瞬间。1750年世界人口估计7.5亿、1850年为12亿、1900年为16亿左右。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人口增速加快。1950年25亿，2000年上升到60亿，预计2050年达到90亿左右，2200年世界人口最终将在100亿左右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人口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世界人口转变之前，人口少年儿童比例为40%以上，65岁以及上老年人口4%以下；人口转变完成之后，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0%以下，而65岁的比例超过20%。人类人口这500年的动态变化过程深刻地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马克思曾惊叹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成就。其实，在被伯尔丁称作“巨大变革期”(Great Transition)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成就更为巨大，而21世纪人类创造将达到最辉煌最灿烂的顶峰。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及兴起衰落是有序的。17、18世纪西方的崛起被西人归因于“三大革命”[1]，事实上，还应该加上这第四大革命，即人口革命。从自1750年以后西方人口率先“兴起”，历时两个世纪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完成了“人口转变”。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在“沉睡”的时候，西方的人口伴随着现代化迅速增长、迅速壮大并扩张，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能量”，从人口实力（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看，率先占据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陆续开始进入“革命性”的转变，迎来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变化主导的世纪。而今，西方世界人口已进入了老龄“衰落”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蒸蒸日上，人口进入了“青年”、“壮年”期，开始从人口规模和结构方面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逐步取代西方占据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

沿着这种人口转变、兴衰更替的观察视角，考察一下不同时期大国国力竞争与其人口兴衰的关联。18、19世纪是西方崛起的世纪，而由于整个19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4‰左右，大大高于同期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水平，英国最终成为19世纪世界大国的“领头羊”。今日世界是一个英文主宰的世界，不可否认这种现实的背后是当年英语人口兴起扩张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曾一度挑战美国，但很快日本就没有敢跟美国再说“不”的底气了。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后短短20年里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的老化期，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而同期美国老年人口比例则是由11.2%微升到12.3%。正是日本人口如此急速“衰老”使其丧失了强劲发展的动力。21世纪被认为是中印“龙象崛起”的世纪。21世纪中国与印度谁将走的更远？从人口变迁的比较分析看，中国人口走向趋势并不令人乐观。我国人口并未完全“兴起”彰显其实力就开始急剧“衰老”了。如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8.4%，2030年将急剧上升为17.4%；而同期，印度仅由5.3%上升到8.8%。中国人口未来变化趋势如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日本，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可能也因人口急剧衰老而衰落。

1750年以降500年的大国兴衰，背后是人口转变、人口兴衰更替的500年。大国的兴起与持续，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前200年是西方人口兴起并为中心的200年，从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口发生转变并不断扩张称霸和统治世界，到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1950年至2050年是西方人口衰落和非西方人口兴起相互交接的100年。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先是人口实力积聚，后是人口“能量”爆发，中印人口大国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的强劲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1世纪的人口舞台上，由西方人口曾经扩张统治的世界，将不断地让位于非西方世界。2050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版图将是这样一个人口替换的结果：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法国将会有更多的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后裔，德国将被“客居”的土耳其人口所“主居”。曾经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欧洲将不复存在，将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所覆盖。而美国人口还将会有“活力”，但不再是白人占优的社会，拉美、亚洲移民将占据多数，将会出现“我们是谁”的困局。由于人口转变及兴衰替换规律的存在，族裔人口会替换，文明人口会替换，西方人口的“没落”终将被非西方人口的“兴起”而替换和“覆盖”，世界体系中西方“中心”地位或许终将因为其人口衰落而被东方取而代之。

其实，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常常“迷惑”“误导”当代人，而人口转变、兴衰替换规律也被小觑！比如，当年我们批判毛泽东时代人口无计划人口爆炸时，“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年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1980年计划生育30年以来那些伟大“成就”时，却为未来30年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历史的悖论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常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而唏嘘不已！如今，我们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我们还可以“作为”！

[1] 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认为，西方近代的崛起主要是三大革命即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