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着争论，是严紧、是维持、还是放弃，都有不同的论证。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出台除了有“事实”支持，其背后更有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这样那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预设，不仅会影响到人们认识和判断的立场，也会影响到人们有关“证据事实”的选择，一旦自成体系，便纷争不绝，难有统一，这就是我国当前计划生育政策争锋的境况。

至于政策主张中的实然与应然之关系，最保险的回答是，互为因果。如今我是坚决主张废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是：第一，以人为本，生命本身价值是绝对底线，不坚持这底线会后患无穷；第二，无论是个体，还是由个体构成的集合---人口，在正常的条件下，创造出的积极面大于消极面；第三，外部条件（如资源环境）对人口约束总是相对的。毫无疑问，这些取向和判断影响了我对人口现象、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观察和“论证”，而这样的观察和论证又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判断和影响了我的取向。

作为相对“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即如何观察如何论证则受到研究对象特征及变化性质的影响，顺应了事物本身变化的特点和规律的观察属于方法使用得当。我把我观察人口的方法概括为“动态结构观”，这种概括受到了谢宇教授对Hauser 和Duncan人口学定义解读的启发。相反，我把对立的观察方法概括为“静态数量观”。两种不同的方法观涉及到对人口基本现象和基本关系的认识：即对人口自身变化的认识，对人口与发展之关系的认识。不同的观察和认识影响了不同的政策主张。

若先不考虑迁移，人口变化源自于人口要素即出生和死亡的变化，由于死亡率变化相对稳定且方向一致，故人们更关注出生变化对人口变化的影响。而人口这种由生育水平高低带来的变化首先是数量和结构（即人口内部不同年龄性别人群的比例）变化的统一。从人口变迁的历史来看，人口变化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人口出生、死亡水平由高到低的人口转变规律。反观静态数量观对人口现象的观察，不仅忽视了人口变化中外在数量和内部结构变化的统一，也忽视了人口自身发展的变化规律，只把人口变化等同于数量的变化，只关注静态时点上数量多与少的比较。

在论及人口与发展之关系时，静态数量观以简单对比人口数量与发展指标为特点，并以“分母效应”为分析手段，来论证人口与发展之关系，如减少做分母的人口数量可提高人均GDP等，并由此推出更少的人口选择更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结论。但事实上，人口不是通过数量增减而是内部结构变化对发展和国力产生影响的，这一点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明。动态结构观关注的就是人口结构变化即总人口中不同年龄性别人口如劳动力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过程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如今，我国人口正处在剧烈的结构变化期，加速的老龄化和严重失衡的性别结构，这样一个人口结构急剧变化过程将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重大而深远的根本问题，静态数量观无法回答。

是从尊重生命，从追求人口内部和谐开始，到调控人口与人口自身发展统一，再到人口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永续发展；还是从漠视生命，从割裂数量和结构统一开始，到只控制人口数量破坏内部结构平衡，再到人口与外部环境关系的不均衡不可持续发展，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认识判断、不同的变化过程结果的最终分野。

在问及国人对我国人口第一印象是什么时，绝大多数者的直觉反应是“太多”，这“太多”既是事实描述，更是问题判断。可以说，我国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伟大成就”之一就是通过30年最广泛的宣传和教育，让国人都牢固地树立起了“人多是负担”的观念，在此观念指导下，几乎可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人口太多上。很大程度上，这种判断问题的价值取向创造了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现实！

哈耶克在1974年获诺奖时曾说过，“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那些看似科学的武断观点，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制造出更长久的危险”。我国1980年以来的一孩计划生育就是在一个貌似科学的观点下制造出更大范围更长久危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