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标志着我国在认识和判定人口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此，“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实施。在这《公开信》中，有“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的承诺，如今进入2011年，30年期限已到，还需要这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的计划生育吗？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变化，人口领域更是如此。我国人口历时半个世纪完成了由传统型的高出生、高死亡向现代型的低出生、低死亡社会转变。伴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人口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国家的行列。目前，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在1.5以下[1]，属于超低水平。由于今后生育主体80后乃至90后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转变，且生育机会成本和养育成本奇高，新生代不愿和无力生育的比例会不断上升，加之我国不孕不育人口由20年前的3%增加到了12%[2]，甚至更高。所以，我国今后“人口增长问题”已不再是个问题，而生育水平“回天乏力”倒会是个新问题。毫无疑问，我国已进入了一个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

在30年前的《公开信》中，曾预见到一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后果，但由于人口政策实施后果的渐进性和滞后性，其滞后累加性后果被大大低估。从微观上讲，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结构急速单一化，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风险日渐大增；而且，家庭“资源”陡然稀缺，少儿女、缺亲情，“断绝”了家文化的根基。从宏观上讲，则导致了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偏高后的婚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人口年龄结构急速老化等。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固然有传统观念之影响，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严紧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主因。从2010年以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失衡男女渐次进入婚育期，男多女少的婚姻挤压现象已开始显现并积累。2020年前后，我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因为持续而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1985-2000）将成为主体并完全进入其婚配期（20-34岁）。推算数据显示，2020年，22岁-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千6百多万[3]。由于我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从上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所以，适婚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且延续到2030年以后。如此严重的婚育人群性别结构失衡必将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人口老龄化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国一孩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加快了这种进程。联合国人口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4%，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此比例为8.1%）。又由于没有进行适时的政策调整，致使我国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大国。如今，我国养老金超万亿的“空帐”是我们这个“未富先老”型社会的表征之一。2020年以后，庞大的20世纪60年代生人开始步入退休之年，届时退休人口平均每年净增1000万以上并持续10余年（2022年至2033年）。相反，由于长期低生育率，支撑经济增长和养老的新增劳动力人口不仅不能替补这些“空缺”反而以平均每年600万的速度持续递减，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极其不平衡的替代变化将会给我国不够强盛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当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

事实上，人口这些内在结构的严重失衡不仅给未来社会稳定带来威胁，也使我国今后经济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活力，失去了大国博弈的竞争力。今日老欧洲及日本这些国家发展的困境皆与其人口老龄化程度有关，而我国由于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问题叠加，情况只会更糟。2010年8月，美国摩根斯坦利研究报告指出，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2013-2015年期间有望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无独有偶，同期英国著名《经济学人》封面文章为中印百年之争。两篇报告结论相似之处是印度超越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印度人口是可持续的，拥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由于作为社会基础的我国人口其内部结构严重失衡，未来30年我们将进入一个不稳定、不均衡、不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关于人口的认识和政策大体上可以以1980年为界，分为前30年后30年两个阶段。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个事实。1949年至1979年30年，我们基本的认识是这样的：人多力量大、人口是资源、是优势，我们是以人口众多为自豪的。当我们把“人口众多”看作优势时，国家的政策取向在于其人口素质（健康和教育）的提高。从1980年至今，对于同样事实的认识和判断转变成为：人多是负担，人口是压力、是劣势。当我们把“人口众多”视为“包袱”时，国家的政策投入在于其人口数量的控制，并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尽快地甩掉这个“大负担”。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带来不同的后果，前者为30年后即改革开放打下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开花结出了丰硕成果；后者则为今后30年持续发展埋下了“衰落”和“崩溃”的隐患。

如果当年能继续实施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这种适合当时国情民意有弹性的生育政策，或者及时做出政策调整如在20世纪末，那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将不仅不会付出政策实施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还会使人口自身再生产内部和谐，也会有益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其实，今日反思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表现。如果我们还“教条”在30年前的计划生育认识之中，还“膜拜”于30年前的重大“意义”之上，那将是中国社会的悲哀，那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悲哀！常言道，历史可恕不可忘，所以，回顾与反思不是要“纠缠”历史，也不是要“清算”过去，而是要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进入了一个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时代，继续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带来更大范围更长久的危害。无论是从人口社会变化的态势，还是从以人为本，追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追求强国富民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都没有任何理由再支持我们继续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了。我们要大声地宣告：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时代已经终结，以鼓励调节人口结构的后计划生育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已经被延误了，若再不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废除现行计划生育这不和谐之源，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1] 郭志刚 “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来由”《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4期

[2] “中国不孕不育患者20年增长三倍”见http://www.chinanews.com.cn/jk/2010/11-06/2638462.shtml

[3]该数字以2000年普查数据为基础，笔者根据黄荣清教授提供的生命表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