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一些中外公众场合中，相关部门多次提到我国1980年一孩计划生育30年来“少生4亿人”的“伟大成就”，但检视这“吹嘘”，经不起推敲，原因至少有二。

其一，以“少生几亿人”所标榜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人是负担”的前提假设之下“获得”的。“人是负担”这个预设首先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否定，以“否定”生命尊严为核心的我国一孩计划生育，背离了人类发展的普世价值取向，所以我国所谓的计划生育“国策”始终为国际社会组织所诟病。再就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从微观个体上讲，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是创造者和破坏者的统一，在正常条件下（如个体健康、社会安定），终其一生，一定是创造的“财富”大于“消耗”的，否则，人类历史就不会前行至今。而从宏观的人类历史看，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是积极的。马克思早年惊叹资本主义发展成就时已经给出了证明，从人口的角度讲，西方资本主义“伟大成就”（创造财富和领土扩张）正是其人口转变中人口扩张的结果。事实上，20世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人口爆炸”并没有带来世界“灾难”，而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代许多学者（如盖尔.约翰逊）从宏观的历史视角论证，20世纪世界人口爆炸带来了人力资本增加技术不断创新进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空前发展。我国新中国60年来创造的发展奇迹也是如此，前30年即毛泽东时代付出了人口“抚养成本”，后30年即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收获了前30年“播种”的巨大“人口红利”，使我国人口增长所积聚的“能量”在改革开放大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其实，只有在人口内部结构严重失衡如当今老欧洲及日本的过度老龄化和外部条件不正常如我国十年“文革动乱”和计划经济僵硬制度等的条件下，人口众多人口增长快才会成为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果有人一定要论证当今世界“人口爆炸”已使人类走向了“崩溃”的边缘，那在此我也无需辩驳。但即便如此，人类也不能以“牺牲自身”的方式来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是人类生存坚持的底线。

其二，这种所谓的“伟大成就”是在完全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及生育观念转变对生育率下降作用的情形下论证得出的。一般认为，社会经济条件、文化生育观念、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变动的并行且相互影响的三大宏观因素。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和传统生育观念依然深厚的条件下，我国推行了符合国情民意且有“弹性”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不过，1980年全面推行一孩计划生育政策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天翻地覆变化的30年。在这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中，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作用迅速减弱。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论证[1]。但令人遗憾的是，相关部门的采信总是截取最有利于他们宣传“成就”但却经不起推敲的论证。实际上，许多人口学家并没有预料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西方人口学家的低生育率模型研究指出，现代社会的晚婚不婚、不孕症上升、竞争压力增大是导致生育率迅速下降和持续低生育率的直接原因，有关我国低生育率水平的论证得到了同样的结论[2]。难以想象，改革30年我国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唯有计划生育铁板一块，保守观念始终未变。其实，相关部门的这种“成就”宣传既是不尊重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事实，也是对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伟大成就的否定。当然，也是对严肃人口学家研究的漠视和否定。

从人类人口变迁历史（包括我国人口）的角度看，合理的人口结构，提升的人口素质（健康和教育），在开放的、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合理的条件下，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强烈建议，有关部门能够“超越”一己部门之利，尊重事实，放弃这种价值判断有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愚蠢”宣传。

[1] 王丰、蔡泳 “四亿中国人是怎样少生的？”《中国改革》2010年7月号

[2]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研究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