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费孝通教授文著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费老擅长把艰涩的学术语言日常化，让人感到平实易懂。在谈到社会观察的研究方法时，费老曾以“进得去，出得来”这样的日常惯用语来概括，生动贴切地道出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一些特征，这也许是费老跨越人类学与社会学而感发的。

如果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精髓在于“进得去”，强调内部“他者”的观察及理解；那么，人口学则擅长于“出得来”，强调外在“客观”的描述和分析；社会学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可进可出。

如果一定要给社会学的鼻祖也做一个研究方法上的划分，那么涂尔干也许可列为站在“外面”观察社会的，属于“出得来”的；而韦伯则似乎更像是进入“里面”理解社会的，属于“进得去”的。观察研究社会，两种不同方法路径的发现和理解是不同，因此，是互补的、还可以是互为前提的，有时“进得去”是“出得来”的必要前提，有时则反之。

研究方法选择通常与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的属性有关。很多时候，方法选择不当，是因为忽略了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的性质。现实中，研究需要“进去”探察理解的时候，我们却选择在外，隔靴搔痒；需要“出来”概括说明的时候，我们却深陷其中，不识“庐山面目”，这算是方法不当未达目标的表现吧。

其实，能够或想要观察到什么，与角度有关（在这里避免用“取决于”带有决定论性的字眼）；而角度与“位置”有关；位置呢，又与“知识结构”或“权力结构”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位置及立场”固有的“缺陷”，也由于“观察”与“被观察”之间“互动”，价值中立只是一种“理想”，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一种“自觉”，是一种对知识结构局限的自知和对不同观点的尊重，是一种对因偏好或利益而先入为主设定立场取向的警惕和拒绝。

两种观察研究视角的功效在文人眼中是另一份精彩，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有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看来，这方法论是互通的、是带有些普遍性的。

如今，在综合研究层面上，社会科学倡导“三点定位”（Triangulation）方法，即多重研究方法（理论、量化、个案），这可以看作是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方法的有机结合。而如何在不同层面上有机结合三者或两两者则是需要下一番功夫。

当然，这方法论也是日常生活的智慧。生活中，常说要“拿得起，放得下”，与这“进得去，出得来”有异曲同工之处。生活中的困惑时常来自于拿不起、放不下，或该进没进、当出未出。若能做到有而不持，持而不有，则是另一番生活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