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另一大论据是人口众多对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毫无疑问，我国人均资源（耕地、森林、水、能源矿产等）相对匮乏，没人会否认我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但是，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数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以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了？

在全球化大开放的背景下，没有绝对意义上本国可解决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最优人口”。我国企图以本国资源环境“硬约束”来设计绝对意义上“适度人口”规模进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无疑是“作茧自束”、“削足适履”。在当今中国人口问题认识上，必须彻底打破“生态极限”假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艾奇逊曾预言四万万人的吃饭会把新政府压垮；50年代，学者测算我国适度人口8亿为好；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论证我国人口不能超过12亿，否则影响“四个现代化”实现。人口在其转变中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断冲破所谓的“极限”，计划生育政策需要“削足适履”的人口数量目标吗？

人口政策调节人口发展，其目标不在于人口数量要达到所谓的最优人口规模，而在于人口结构的合理与稳定（年龄、性别）、人口素质的改善与提高（健康、教育）。人口数量的多少首先应服从于人口内部结构长期均衡这一要求。长期低生育率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失衡，鼓励生育、优生优育才是实现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正道。

北京居然也“荒”了，不仅家政、保安等普通用工，而且技工等高端需求也存在巨大缺口（新京报20120213）。固然“荒”背后有诸多原因，但是计划生育绝对脱不了干系。这“荒”那“荒”还将接踵而至，中国进入了“荒”时代。计划生育长期大规模的一胎化、少子化酿制了今日及今后“荒”的人口大背景。

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如印度顺势而为的人口政策，我国计划生育是逆势而作。中印都会有人口问题，但性质会完全不同。中国是“无”的问题；印度是“有”的问题。中国是逆事物发展而造的问题，印度则是顺事物变化而生的问题。印度会在解决发展的人口问题中不断壮大；中国则在应付再造的人口问题而不断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