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是我国认识和“判定”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由“人口众多是优势”转为“人口众多是负担”，也因此带来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从此，“一孩”政策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与实施。3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国30年来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而非同期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之功。相反，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于我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从短期看，犹如急功近利的“杀鸡取卵”；从长远看，则是“断子绝孙”的“自毁长城”。在《公开信》30周年之际，有必要全面彻底地反思和批判“一孩”政策。

其一，无视了社会发展和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

任何科学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们对事物运行规律的把握。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数次严重的挫折之后，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全国人民都有着强烈“加快发展”的愿望，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更是让举国上下强化了这种紧迫感。在这种背景之下，官方和一些学者对我国人口变动的认识和问题的判定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认为我国的贫困落后是由于人口众多而致，人口众多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和“包袱”，迅速减少人口是实现我国经济目标的必要手段。于是，史无前例最严厉的一孩政策就这样诞生了。

所谓社会发展和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变化规律，首先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规律。简单地说，人类历史上，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人口率先在西方国家发生转变，既从农业社会的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工业社会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年龄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其人口也开始发生了转变。20世纪50年代，不含中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分别为44.6‰和23.4‰，同期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3.8‰和25.1‰，可以看到我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人口同处在高出生、高死亡的农业社会水平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死亡率分别降至41.1‰和16.5‰，人口增长率也迎来最高峰，形成了世界人口爆炸。同期，我国出生率、死亡率双双将至36.9‰和10.9‰，人口增长率也迎来了历史最高峰，由人口转变起始的1.87%冲高到2.61%。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死亡率下降速度更是惊人，这是建国之后社会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土改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迅速建立和普及的必然结果。所以，我国20世纪50、60年代人口激增是社会发展人口转变中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结果，而绝不是“错批一人”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声讨”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激增，那只能“怪罪”那个时代的发展“过于恩惠民生”，让死亡率（主要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的太快了，而不是鼓励出生的太多了。由于无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转变的规律，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数量增长为前人“决策”错误，所以，“一孩”政策一直被认为是对我们过去所犯“错误”的加倍补偿，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

从当年亲历学者的研究[1]和历史资料来看，一孩政策是特殊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是脱离了我国实际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观念基础，无视发展中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急于求成长官意志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当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合作研究“有力论证”的结果。这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外在关系等方面“充分论证”了一孩政策出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长官意志”有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在当年一孩政策制度框架中，人口生育行为变成了控制论下的机器，活生生的人口再生产如同物质再生产，可以任由主观控制意志“关（强行结扎）、停（人工流产）、并、转”。在“一孩”这项公共政策中，简单机械的“控制决定论”大行其道，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文化观念以及人们生命目的的精神意义“荡然无存”，完全背离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运行规律。

其二，搞错了人口与发经济展的基本关系。

一孩政策出台背后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两种再生产”平衡理论，这个从恩格斯著作中“千辛万苦”找出来的只言片语，一开始就被“误读”了。在论述二者的关系中，无视人口再生产的特点，片面强调人口再生产适应物质资料再生产。后来这种人口和经济之间关系论证更简化成为“人均分母效应”而“泛滥成灾”。当人们只把人口作为各种平衡关系对比的分母而追求人均指标的时候，就不难推演出人口数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均指标提高从而越有利于发展的荒谬结论，而“一孩”政策背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证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自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人口论以来，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争论出现过三种不同的观点和流派，人口悲观论、人口乐观论以及不确定的中性论。20世纪末，美国教授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以动态的结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揭示出了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即总人口中不同年龄人群的比例以及不同部分人口之比变化，如劳动力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人口抚养比等）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人口内部结构不同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即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忽视了人口内部这种动态的结构变化，只关注到了外部的数量规模变化。可以说，他们的理论统一了以往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争论，不是人口数量增减多少，而是人口结构如何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

西方历史人口变迁和当今东亚人口转变都证明了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的观点。中国也是如此。从纵向历史数据看，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符合国情民意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以后，我国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之比开始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这种人口内部结构变迁“人口红利”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相呼应。在经济改革30年的大潮中，正是那些“误增三亿”人口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丰富劳动力资源，成就了我国30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从横向地域上看，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猛，直接与这些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如抚养比低，劳动力人口比例高）和人力资本占优有关。

实践证明，过去作为一孩政策出台关于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障碍包袱的论证完全是错误的，保持人口内部合理的结构（年龄、性别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口影响经济发展的本质所在。

其三，夸大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一孩政策出台的另一大论证基石是人口众多对我国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的事实。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人均资源（耕地、森林、水、能源矿产等）相对匮乏。没人会否认中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而且这种巨大压力在未来不会很快得到缓解，反而还可能不断加剧。但是，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数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了呢？

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存在着诸多影响资源环境的因素；第二，人口规模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第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导致资源恶化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我国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从而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方式解决这些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会产生误导，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以资源环境问题为例，许多资源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枯竭和资源消耗等都产生了一个比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大得多的“环境命运共同体”。面对着人类“公共物品”的资源环境，任何以国家为单位的单边行动都将是无助的。所以，以关起“国门”封闭的方式、以迅速减少本国人口数量的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充其量是将我们在全球“公共物品”上应有的份额让他国所蚕食，将我们在“共有地”上应有席位让他国所占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开放的时空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本国“资源环境”问题，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一国“最优人口”。我国企图以本国资源环境“硬约束”来设计绝对意义上“适度人口”规模进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无疑是“作茧自束”、“削足适履”，是极其不明智的。更何况，全世界各国无一不把人口作为第一宝贵“资源”来“拥有”和发展壮大。

其四、掩盖了政策实施过程的代价和实施后的严重后果。

1980年实施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无论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其实施后果，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并将继续付出更大的代价。由于一孩政策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和生育文化观念，无视国情民意，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使得政策实施一开始，计生工作就成为了“天下第一难”！不仅干群关系对立，腐败滋生，而且国家这30年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和个人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如今这种政策运行和行政管理成本进入了负担越来越重的怪圈。

在30年前的《公开信》中，曾预见到一些实施困难和实施后果包括一些结构问题，但由于人口政策后果的持续性和滞后性，其滞后性后果被大大低估了。一孩计划生育由于无视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转变的规律，破坏了人口变迁中数量变化和结构变化的统一，带来的一系列人口结构问题。从微观上讲，独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结构单一化，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风险大增。而且，使人们失去了家庭“资源”，少儿女、缺亲情，“断绝”了家文化的根基；从宏观上讲，则导致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偏高后的婚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劳动力人口减少、以及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这些不平衡不仅给未来社会稳定带来威胁，也使我国今后经济失去可持续增长的活力，使中国丧失国际竞争力。今日老欧洲及日本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皆与其人口老龄化程度有关，而我国结构问题叠加，情况只会更糟。

有关部门曾“自吹自擂”声称1980年《公开信》30年以来，计划生育少生了4亿人口，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以此来掩盖国家和国民巨大的付出。然而严谨的论证指出，从1980年至今，一孩政策实施充其量少生了1亿多人[2]。早年《公开信》中的预测指出“按目前（1980年）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2000年）将达到十三亿”。2000年人口普查，我国大陆人口达12.65亿。这样计算下来，一孩政策以来少生人口还不足1亿。实际上，那些被“津津乐道”的少生人口恰恰是支撑我国今后30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本该是今后3千万“光棍”但却被无情计划掉的新娘，本该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如果当初继续实施70年代的“晚稀少”这种适合当时国情民情的有弹性的生育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将不仅不会付出上述如此巨大代价，还会使人口再生产内部和谐，也会大大提高人口健康和教育素质。实际上，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为未来埋下了巨型的“定时炸弹”。一孩政策干预人口行为后果是持续的、滞后的、很可能犹如温水煮青蛙，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巨变，或如多米诺骨牌效应。由于作为社会基础的人口其内部结构严重失衡，未来30年我们将进入一个不稳定、不平衡、不可持续时代，将会进入一个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凸显的时代，而这一切都直接与30年前播下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恶种”有关。

其五、背离了时代发展的本质和方向

进入21世纪，党中央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里再重温一下关于新时期发展的“套话”，所谓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体现在人口发展战略上，则应该表现为以人为本、尊重公民基本生育权利、倡导社会公平、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人类共同珍视的基本价值观上。以这种“先进”发展观反思一下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不难发现，在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和实施的背后，透出的是功利主义价值观，即为了经济发展的人均目标可以牺牲个体的一切！这种片面的发展观以“人均”目标为圭臬，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既没有给个人的生育自由权利留下任何空间，没有体现任何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也没有协调人口代际可持续发展的远见，更没有统筹解决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的方略。

回顾一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壮举”，充满血腥的计划生育宣传口号，强迫育龄妇女控制生育的“血淋淋”手段，以及“株连九族”式的“专政”方式，无不为世人所震惊。我们何以会以这种“残忍”方式谋求发展呢，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又何在呢？当今世界上出中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是打着“富国强民”的宏大旗号，以强迫计划掉本国民性命的方式来谋求发展的。所以，当有关部门官员在国际舞台上“沾沾自喜”地介绍我国计划生育少生四亿为世界低碳生活做贡献时，不但没有“共鸣”，反而引来了“嘲笑”。因为，我国计划生育背后的价值取向一直背离了尊重生命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今日中国社会，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对生命的漠视，无不与30年计划生育背后的“藐视”人类生命的价值取向有关。以现在认识水平和科学发展观反思，一孩计划生育政策是对生命尊严最严重的“践踏”，是反人类、反人性的，是逆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人口转变历史潮流而动的！

建国60年来，我国关于人口的认识和政策大体上可以以1980年为界，分为前30年后30年两个阶段。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个事实。1949年至1979年30年，我们基本上是这样认识和看待的：人多力量大、人口是资源、是优势，我们是以人口众多为自豪的。当我们把“人口众多”看作优势时，国家的政策取向在于其人口素质（健康和教育）的提高上。1980年至今，对于同样的事实认识和判断转变成为：人多是负担，人口是压力、是劣势。当我们把人口众多视为“包袱”时，国家的政策投入在于全力控制人口数量上，千方百计地要甩掉这个大负担。不同认识产生不同的政策，不同政策带来不同的后果，前者为30年后即改革开放打下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开花结出了丰硕成果；后者则为今后30年持续发展埋下了“衰落”和“崩溃”的隐患。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谁是这“中国奇迹”的创造者？是20世纪50、60、70年代人口，他们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主力军”。这是毛泽东时代为我们这30年留下的宝贵“人口遗产”。诚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印裔美国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对比中印人口问题发现，毛泽东时代在全民教育和健康普及提高上比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大有优势[3]，为后30年我国经济腾飞打下了人口基础。再看看1980年以来30年做了一些，为今后30年留下了什么样的人口，宏观纵向动态看，将是一个劳动力人口急速降下的人口，是一个不断加速加剧老龄化的人口；横向比较看，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纵横结构失调叠加，加之累积效应，如此结构失衡的人口，必将严重地影响到我国今后30年的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未来10年里，也许“裹挟”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余威，我国经济发展还可以继续增长，但是在未来20年、30年又会是怎样呢？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将成为一个强国，重要的是能否维持一个强国大国。从人口的角度看，由于一孩计划生育是一种“釜底抽薪”、“自废武功”、“自毁长城”的人口决策，所以，我国崛起之日或许也是衰落之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众多，而是因为人口动态结构严重失衡。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1980年以来的30年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已经为实施错误的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政策的持续滞后效应，我们还将继续为之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其实我们并没有超越前人，这些反思与批判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表现。如果我们还“教条”在30年前认识之中，还“膜拜”于30年前重大“意义”之上，那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悲哀，那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悲哀！我们理解当年那些高官们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紧迫感和忧国忧民之心；也承认当年那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他们自身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但他们不是人口决策的正确者。常说，历史可恕不可忘，所以今日的反思与批判不是要“纠缠”历史，也不是要“清算”过去，而是要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人类毕竟是在历史之上前行。

我的祖国呀，在“成就”的陶醉中，请“脱掉”“皇帝的新衣”吧，请在人口发展战略决策上彻底醒醒吧！一孩计划生育政策本质上是人口自身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不和谐之源，不彻底废除，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