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范围内气候异常、大灾难频发，令人不禁又想起了去年风行一时的美国大片《2012》，仿佛人类离毁灭又近了一步，加之近期霍金的地球200年毁灭论，这让许多“悲观论”者找到了更多“世界末日”的根据。

自人类诞生学会思考以来，人类对自身的前景就有了悲观与乐观之分，生态学上有所谓乐观的普里安娜（Pollyanna）预言和悲观的卡珊德拉（Cassandras）预言之争。这是一个“永恒”的且“无解”的争论。何缘如此呢？这主要是因为悲观与乐观争论的基础源自于我们人类生活的二重性：一方面，人类是大自然、生物圈中的产物，终究会受制和依赖于地球的资源环境；另一方面，人类又是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独一无二的创造者，具有超越自然环境制约的能力。悲观还是乐观，与我们“相信”什么有关。不妨“躬身自问”一下，是相信人类可以不断创新、超越极限？还是深信人类生存终究无法超越地球的限制？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信仰”，导致了不同的认识，也导致了引用不同“证据”论证各自的观点，进而导致了两条平行的无法统一的争论。经济学家多属于乐观派，深信市场的调解作用和人类的潜能无限；生态学家多属于悲观派，坚信地球资源环境的制约和地球承载力的有限。经济学家曾乐观地调侃“人类生存就是一个不断制造困境而又不断战胜困境的过程”；而生态学家则悲观地警告，人类这种“不断的胜利”只是假象，是人类更加逼近毁灭极限却茫然不知的表现。

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小概率大灾难的悲观事件，一般会倡导宁可信其有，以便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这与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所提倡的“信仰上帝”理性是相通的，即不管上帝是否真存在，相信存在是一种代价和损失较小的选择策略。同样，用帕斯卡尔的概率统计语言表达，就是我们人类宁可犯第二类错误即“纳伪错误”，也不能犯第一类错误即“弃真错误”，因为小概率大灾难事件一旦是真而我们又由于未信未对其做任何“预防”措施，那对人类将是灾难毁灭性的！

不过，在对待人类共同灾难时，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大利益集团很难采取一致行动，这正是哈丁早年针对人口、资源环境、核竞赛等全球议题所描述的“公有地悲剧”。这“悲剧”的背后不仅有“信仰”和认识上的对立，更有各国利益之间的博弈。2009年年末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的激烈争吵就是一例，除了各路专家对于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探究有争议，难以形成各国统一行动纲领的背后是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之争。

其实，在今日全球化不可逆的背景之下，全世界人民的生死存亡是“捆绑”在一起的。对于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资源环境人口议题，那种以“高尚”的姿态，以“自我牺牲”、“自残自毁”的方式（如我国当年的一孩政策）来“拯救”人类是无济于事的。在全球的“公用地”上，在各国的集体行动逻辑中，谁不先维护本国发展的自身利益谁就是最大的受害者，除非，各国各大利益集团能够达成共识，共同“让步”。

对于霍金200年地球毁灭的预言，如果我们深信是真的，那就“号召”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行动起来吧，一起改变观念、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超越人类“自私、贪婪”的本性，最终避免人类的末日。但如果人类注定无法超越自身的劣根性，无法解决全球性的“公用地悲剧”问题，人类注定要要灭亡，那就遵从霍金的忠告，尽早做太空移民的准备吧，虽然不再可能存在一个能够承载100亿人口的星球。对于那种“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过”的建言，虽有要珍惜当下的意味，但也要警惕，因为稍不留神就会滑入“放纵自我”、“破罐子破摔”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