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来了，我们这些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群就开始渐次步入“知天命”的行列了。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处于太平盛世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近忧，但却常常袭来不少“沉重”的远虑！对于我们这批生于60年代的人口队列（Cohort）来说，最大的忧虑莫过于将于10年之后进入我们的养老时代，我们将会是很不幸的。论家庭，多是“四二一”类“少子化”家庭结构，家庭“养老资源”稀缺；论国家，迅速增加的庞大老龄人口群体，极不平衡的老年抚养结构，终将会拖垮压垮各项养老保障制度。由于家与国都“撑靠不住”，所以，我们的养老时代将是一个悲惨的时代。

其实，前段时间有关部门发布的我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所透露的信息已经对我国未来养老形势有所担忧了。2009年我国60岁人口新增725万，达到新高，而养老金缺口有关专家估算已达1.3-1.7万亿之多。实际上，现在的养老情形还是乐观的，因为家与国都有相对充裕的“养老资源”可利用，真正的严峻形势是待10之后。2020年以后，庞大的60年代生人开始步入退休之年，届时退休人口平均每年净增1000万以上并持续10余年（2022年至2033年）；2030年后，进入古稀之年；2040年后，进入“耄耋之年”。相反，支撑经济增长和养老的劳动力人口不仅不能替补这些“空缺”反而以平均每年600万（甚至更多）的速度持续递减，这种人口结构极其不平衡的叠加变化将会给我国不够强盛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当不完善的养老金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比之今日欧洲及日本社会发展困境的严重程度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将进入一个因人口“衰落”而“衰落”的时代，而养老也将陷入悲惨的境地之中，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许多“学者”“信誓旦旦”，声称解决这些问题，依靠经济发展，这回答没错，因为经济发展了国力才会不断增强，社会各项保障制度才会建立健全。但是，届时只怕是我国人口结构这种急剧变化会对依旧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而这一切又势必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维系。所以要说到经济持续发展的要素，又不得不涉及到人口这个基础因素。事实上，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如老年人口增长快，而劳动力人口迅速减少，造成老年抚养比急剧畸形变化）现象直接与我国30年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无怪乎连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诺贝尔获奖者科斯都大声疾呼：计划生育不改，中国无法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所以，要靠经济发展解决问题首先要停止所谓的“国策”。

既然依靠家庭、依靠国家，风险很大，到头来可能根本就是“空空如也”，所以，我们要丢掉幻想，要自救。作为60年代生人一份子我忍不住要向我们这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老生常谈、喋喋不休地建言了，尽管我自己未必能做到。

首先，健康身与心。如果说社会的老龄化是可逆的，那么我们个体的老龄化则是必然的，谁都无法超越自然法则。在这个“必然”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就是提倡和实践积极、健康的老龄化。所谓积极健康的老龄化，从个体来讲，就是要积极主动健康体魄，倡导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身心是我们迎接无法回避个体和社会老龄化的基础。

其二，时刻做好再付出的准备。有了良好的身心条件，即便是2020年以后我们陆续退休，也有了再“复出”的资本，时刻准备奉献“第二次人口红利”。或选择继续工作，发挥余热，以弥补养老金的短缺和贬值；或帮助子女多抚养教育下一代，积蓄真正可靠的家庭与社会“资源”。有闲者，左手《黄帝内经》之类的，用于养生自我；右手《论语》之类，用于教育后代。

其三，要在清醒的时候，立下必要的“遗嘱”。对于多数老人来讲，也许没有什么物质财产可以遗留的，但是千万别忘了要在清醒之时留下有关如何死亡的遗嘱，要为“有尊严地死去”留下选择的空间，诸如“安乐死”之类。那个悲惨的时代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将无法承受我们这个庞大老年人口群体的医疗费用及养老服务之重。

我们20世纪60年代生人注定逃脱不了养老的悲惨时代，这是我们的宿命。因为悲观地看到未来，所以乐观地活着现在！